几千年来，人们建造园林的目的在于享受生活、陶冶精神，也在于追求健康。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兼学医理和药理，不少文人的私家花园中都种有草药。杜甫的草堂里就有一片药圃，并曾写过《高柟》一诗：“柟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描述了其宅园中水池东面的药圃，圃中种植草药120畦，并分别标记了各种草药的名称。明代画家仇英依据《独乐园记》绘制了“独乐园图”，其中药圃是描绘的重点。诗人陆游也曾在不少诗中记载了他的采药制药活动，《药圃》一诗展现了他少年时代开辟药园的经历：“少年读尔雅，亦喜骚人语。幸兹身少闲，治地开药圃。”这些文人耕耘药圃以获取药材、调养身心，同时也为了预防、减轻和治疗疾病。

    除了私家园林，中国古代的寺庙园林中也普遍种植草药以修身养性、普度众生。王维、孟浩然等诗人都有描写寺庙中药园的诗。欧洲园林也有相同的功能。杨昌栋的《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中提到：“在中古欧洲所调护病人的事情，皆完完全全的，归基督教会之人独办。”独办或许过于夸张，但当时的修道院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集中治疗病患的作用，教堂和修道院的庭院中多种有药草以作医疗之用，回廊式的修道院建筑后来也逐步演变为现代医院的早期建筑原型。欧洲最早的植物园建造也是从收集、栽培和研究药用植物开始的，如建于16世纪的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在建园之初就是帕多瓦大学药学系研究、教学和实习的基地，数百年来对药学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园林中的药圃和药用植物园能够帮助人们防病治病，园林中优美的环境和新鲜的空气也是人们抵御疾病的良方。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就是14世纪欧洲黑死病高峰期间，10个年轻人逃离佛罗伦萨，在郊外林木茂盛的山中一处美丽的别墅花园里享受新鲜空气，躲避可怕的瘟疫，度过令人难耐的时期的故事。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和工业污染的急剧增加，城市拥挤、肮脏、空气污浊，成为引发传染疾病的温床，伤寒、霍乱、痢疾等传染病频发。贵族们纷纷逃离城镇，在乡村建设田园风景式园林，作为躲避污染和疾病的庇护所。认识到清洁卫生的环境才能有效抵御疾病的产生和传播，城市的管理者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城市环境的措施，包括提供清洁的水源并收集处理污水、建造工人住宅代替贫民窟、建设公共园林降低城市建筑和人口密度并提供游憩空间和新鲜空气。古老的园林逐步从私有转变为公共，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与城市隔离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绿肺”，为不断扩张和稠密的城市提供美丽恬静的风景，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和运动健身的机会，以抚慰人们的心灵。

    城市公园的建设是人们应对工业革命对城市环境造成破坏的一种补救。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也不断地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并带来了更多、更丰富的环境科学理论和实践方法。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提出的生态适应性理论体系就与他基于自身经历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密切相关。麦克哈格出生于苏格兰，童年时亲身感受过工业城市的高密度和重污染，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乡村的美丽自然。“二战”后，身患肺结核的麦克哈格在焦虑痛苦中来到了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在灿烂的阳光、鲜花盛开的果园、白雪皑皑的山岭和落英缤纷的田野环境中，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段经历使他深刻地意识到，优美的、充满自然气息的生活对于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前提。

    今天，风景园林的视野和实践范围早已超越了花园、公园，已关注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无论研究和实践的对象是什么，尺度大小怎样，性质如何，我们都需要在满足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赋予其美学和社会学意义。因为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的健康与自然的健康息息相关，风景园林正是联系二者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