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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成都天府新区时提出“公园城市”理念，进而成为学界、业界讨论的热点。但这一提法在10余年前就已出现，相关思想的形成与融汇则可追溯至本土古代传统、近代西方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
古代城市从选址至营建往往因地制宜、师法自然，“自然山水园中城，人工山水城中园”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图景。如《扬州画舫录》序言中的扬州城呈现出“青翠城闉”“烟波楼阁”的城市化入自然山水的意象，作者李斗关于“扬州以名园胜”的评语及其对刘大观“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观点的认同，反映了这一时期扬州园林与城市互荣互生的面貌。
如果说古代园林与城市相融相生的关系体现着“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整体发展观，那么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念，在民国时期本土城市化率较低的情况下，促进了“城市-乡村”统一的理想形式的萌发。如《市政评论》总编辑殷体扬即在1934年多次倡导“都市农村化，农村都市化”的理念。可见，融纳城市于自然的传统思想以新的面貌得以延续，并尤为珍视“乡村-城市”磁铁中的“天然”“乡野”特质。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下，“绿化祖国”的号召见证了对于植树造林以弥补自然基底的重视。而立足本土、延续“园林”传统的“大地园林化”的提出，反映了“绿化”向“园林”的意识转变，将“城市”与“园林”之间关系的认知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正式做出了“大地园林化”的要求，展望“到处像公园”，更以“万紫千红”等传统、浪漫而具有开放意识的内容，畅想城乡统一的社会理想，凸显了“公园”在实行“园林化”过程中的角色。
“大地园林化”思想继而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合肥作为第一批“国家园林城市”之一，其“翡翠项链”的带状环城公园令人称道，成为“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范例，其城园互含的形态成为众多城市建设的经验参照，其思想基于“全局性、整体性”的观念，整合园林绿化的生态、审美、游息“三效益”，通过园林艺术美化城市，响应“到处像公园”的理想。
城市建设的整体观念也体现在钱学森的“山水城市”概念之中，并视“一大座园林”为“山水城市”的基本表现。吴良镛认为其命题的核心在于钱学森“人离开自然又要返回自然”的概括性描述所体现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知：“力求在郁郁葱葱的山水中镶嵌着大小不同的城市。”“山水城市”的理念回应“世界性”与“本土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并存、融合，可谓另辟蹊径而别具一格。
公园与城市关系的认知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独特的本土表现，但“公园城市”这一概念的出现在新千年后的国际话语、本土实践中才有迹可循。韩国造景学会会长曹世焕在2009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太区会议上首次提出“公园城市”(Park City)概念，强调“文化中孕育着自然”“自然中蕴含着文化”为基础的混合型城市形态。以“公园城市”为口号的建设实践也随之在本土逐渐展开，如中山、江门、贵阳、扬州、广州等。在这些初步尝试中，更多的是对公园体系进行扩充和完善的努力，对公园服务于“公”之思想的强调，以及对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探索。
“公园城市”建设模式的提出因而有其“历史必然性、逻辑关联性和现实必要性”。“公园”对象本身，剥离了“园林”概念中纷繁的内容，以“公”赋予自然“山水”更多的人文内涵，凸显了以“公园”激发现代风景园林活力、象征城市的思想。“公园即城市，城市即公园”的营城理念以园城互含的空间认知为基础，“人文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文”成为鲜活的营造对象，也是最基本的建设引导。